中国百姓的消费观

只有实实在在降低城市化的各种成本，新市民、年轻人的住房消费才能释放出来。

李宇嘉

(资料图)

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存钱，不喜欢消费。比如，2022年11月居民存款增加2.25万亿元，同比多增1.51万亿，远超近5年同期水平。2022年11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连续第2个月陷入负增长，且跌幅从上月的-0.5%显著增至-5.9%。这段时间，又在谈扩大消费和内需的话题了。促消费是个老话题了，但我认为，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中国的百姓够拼的了。

岳父曾告诉我，他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不能再穿打补丁的衣服了，就花了50元买了条裤子，差不多相当于2个月工资，新来的同事基本都这样，多数都要花1-2个月工资买衣服。上世纪60-70年代，涤纶进入我国，生产的的确良风靡各大城市，尽管一件要十几二十元，但仍挡不住市民们抢购的热潮。恩格尔系数高达70%的情况下，服装消费上，一点儿也不含糊。

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国、消费国，也是设计能力最强的国家。进入80年代，电视开始普及，各省都在上生产线，打造本省的电视品牌，产能上来了，就得去化，于是大力度刺激电视消费。那会儿笔者生活在农村，印象很深刻，老百姓买电视可真是拼命，明明没啥钱，非得借钱买。商家也推出了分期付款，部分款项可以等来年卖粮、卖羊毛偿付。

电视就是这样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话开始普及，当时的初装费要大几千元，一般家庭装不起。等到1995年，初装费才降下来，但也要1-2千元。姐姐家住在城里，拿几个月的积蓄装了一部。当时打电话要梯度收费，超过一定时间就要跳上另外一个收费档次。打一次电话收几十元是很正常的，可那会儿的工资才千把元，你说百姓爱不爱消费？

于是，为了省钱，每次打电话都是掐着时间。我们的电话就是这样普及开的。世纪之交，我在大学那会儿，手机非常贵，动辄就要1000多元，而城市居民的工资也就2000元。手机商家在校园做活动，广告语就是“别让信息闭塞，妨碍你的大好前程”。于是，不能耽误小孩找工作，对外联系很重要，家里都会拿钱给学生买一部手机。

进入2000年以后，汽车开始逐渐普及，国外品牌国产化的车型多了起来，但还是很贵，一部至少要十几万。2007年，笔者刚参加工作，同事们都在买车，貌似成了一种潮流，但大家刚工作没几年，都没有太多储蓄。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扩大内需，国家刺激大家买车，小排量购置税全免。我赶在政策利好最后一天去订车，但现车全卖完了，只好把体验车买走了。

2010年以后，房地产热起来了，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讲讲外地打工人买房的事情。他们进场大约是在2017年棚改后，房价已经上了一个台阶，制造业困难，电商冲击下小生意难做，他们收入估计缩水了。但即便如此，凡能贷款蹦跶上的，都叹息着交了钱，实在付不起的，就一边咒骂着，一边准备退回老家。但是，他们是近期房价下跌的承受者。

总结来看，对于大宗商品的消费，国人从来都很有热情，而且总是在自己支付能力并不强，需要踮起脚才能够得着的情况下实现消费的。另外，广大农村居民、打工人的大宗消费，往往是量产以后，价格下一两个台阶以后才能实现消费。很简单，价格大幅度下降以后，才能匹配上底层居民的支付能力。

拿住房消费来说，从2003年确立支柱产业地位开始，政策发力以促进住房消费搞了3-4轮了，这期间房价也涨了好几倍。近期，各地还在不遗余力地刺激住房市场，比如放宽落户、契税减免、降首付、解除限购等。这些政策更多的是鼓励，希望投一个桃能换来一片李树。疫情冲击叠加经济下行，前景预期不佳，预防性储蓄增加，只有实实在在降低城市化的各种成本，新市民、年轻人的住房消费才能释放出来。

(作者系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