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金融改革发展的着力点

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海苏河湾峰会上致辞指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我国经济行稳致远意义重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金融改革发展的着力点。

刘桂平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出口增长强劲势头难以持续，消费增长乏力，投资持续下行，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压力不小。

第二，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高。

第三，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保持市场主体整体活力面临挑战。

第四，农村发展仍是突出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在谈及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面临的主要不确定因素时，刘桂平认为主要有四大因素，首先，全球疫情反弹带来的不确定性。德尔塔、奥密克戎等新冠病毒变种不断出现，传播能力增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反弹。世界银行近期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4.1%，比此前下调0.2个百分点。

其次，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不确定性。当前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不断上升，货币政策转向趋势明显。今年1月份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美国将在2022年3月份加息并缩表，英国、印度央行已于2021年12月份启动加息，欧洲央行也在考虑加息，这将推动美元、欧元等回流，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一些新兴国家将面临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风险，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向我国传导的压力在加大。

再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生产力布局加速调整，加之地缘政治角力的影响，我国产业面临向东南亚“分流”和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双重压力，部分产业“缺芯断链”，产业安全和竞争力受到威胁。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7.6%，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降幅达42%。

最后，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出现显著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区域和领域盛行。

有鉴于此，刘桂平提到了对畅通“双循环”的几点思考：

要充分展示开放姿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必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深入参与并引领世界经济全球化。只有当我们更加积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变成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才能在现有基础上再上新台阶。在这方面金融部门应该能够也必须有所作为，要抓好已有金融开放措施有序有效落实，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扎实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空间，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努力构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要充分挖掘我国市场容量大的潜力，统筹谋划内需牵引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最终消费和有效投资是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石，中国有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这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的稀缺资源。要把扩大内需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针对我国消费现状和消费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各专项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以创新思维精准布局最终消费和有效投资，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资金供给，推动构建更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支持城乡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增强持续消费能力。

要充分发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作用，持续夯实稳增长、保就业的基础。金融活水与小微企业相伴相生，小微企业是金融机构的主要客群，金融系统肩负着托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效发展的责任与使命。要充分发挥好接续转换的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撬动作用，深入实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进一步加大对首贷、续贷、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持续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要充分彰显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充分彰显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用新型举国体制聚力解决一批技术难题。要紧紧围绕“卡脖子”融资需求，推动完善金融创新体系，特别要发挥好资本市场推动科技创新的作用，支持健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体系，尽快形成“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要充分认识农村发展在“双循环”中的特殊地位，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三农”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粮食等初级产品是畅通双循环的基础要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要精准把握农村地区特别是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持续巩固和完善支持乡村振兴的金融政策体系，扎实做好粮食安全、种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

要充分激发有为政府治理潜能，更好推进财政、金融、产业、就业等政策形成合力。当前形势下，尤须大力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打好财政、金融、产业、就业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六稳”“六保”政策出台的质效和协同性，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加强预期管理。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