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大家族”再添新成员 各挑重担开新局

9月2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我国自贸试验区这个“大家族”再添三名新成员。至此，我国已有自贸试验区21个，彰显了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又面临疫情冲击的形势下，第七批自贸试验区的推出，充分显示了我国持续推进主动开放的大国自信和勇于维护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大国担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吕刚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这一战略举措将通过新一轮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先行先试，进一步提升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推动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目前这些自贸试验区平台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非常高，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地，有利于推进我国制度型开放以及培育新的增长极、创新极和辐射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形成的21个省区市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与通过和外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所形成的“大自贸区”是两种不同的形态。

张建平将这21个自贸区称为“小自贸区”，其特点是自主对外开放，自主制定对标世界高水平自贸区规则，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方面的改进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推进我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帮助中国企业参与更高水平的竞争，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同时，他认为，这些自贸试验区高地不仅能够引领自身高水平发展，同时还能辐射“一带一路”、带动“一带一路”。在当前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形势下，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开放具有全球意义。

“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的‘小自贸区网络’和‘大自贸区网络’相叠加，将会有效支撑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力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张建平说。

新成员又添新特征

自2013年国家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至今，我国已先后批准18个省区市设立了自贸试验区。此次北京、湖南、安徽自贸试验区的获批，是国家第七批批准设立的自贸试验区。这些区域各有特点，并且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张建平认为，北京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水平最高、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直辖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在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等支柱产业方面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湖南和安徽都是中部省份，在中部崛起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支柱作用。这两个省份的共同特点是在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外向度在不断提升，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经济依存度也在提升，这些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吕刚从此次公布的三个方案中发现了四个新特点。

一是突出强调不同的自贸试验区之间要协调发展。《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京津冀三地自贸试验区内要推进政务服务“同事同标”;《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长江经济带沿线自贸试验区要合作共建、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提出，要对接江浙沪自贸试验区，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

二是数字贸易发展被摆在突出位置。继上海临港新片区之后，北京自贸试验区也提出要探索构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展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并探索建设国际信息产业和数字贸易港。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则提出要探索在数据交互、业务互通、监管互认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打造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和枢纽型国际化数字强港。

三是《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提出多项创新举措，包括建设国际投资单一窗口，研究放宽油气、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市场准入，围绕油气全产业链深入开展差别化探索，将服务贸易出口退(免)税申报纳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四是北京自贸试验区在服务贸易发展方面特点突出。国务院在8月28日刚刚批复《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仅仅二十多天之后印发的《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与此一脉相承，并在服务贸易方面提出了多个首创。

专家建言如何持续推动自贸区高质量建设

此前建立的18个自贸区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形成了不少可推广复制的经验，下一步要推动自贸区高质量建设，张建平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自贸试验区的法治建设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只有按照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不断完善自贸试验区这个新生事物的法治体系，企业和相关的管理部门才能依法进行推进。

二是要按照国家的要求简政放权，从过去的事前监管切换到事中事后的监管，通过加快实施“多证合一”“两单合一”等措施，切实降低企业营商成本，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塑造政府服务企业的新型政企关系，尽量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

三是在自贸试验区运行和经验复制推广的过程中，要和相关行业积极协作。目前新一轮的扩大开放已经开始，但是大门打开之后，行业内部仍然存在一些“玻璃门和弹簧门”等条件限制，因此，在这些方面也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和开放。

四是自贸试验区要探索建立新型的行业商协会管理体制机制。目前来看，中国的商协会组织在协助企业开拓市场、分享信息、识别风险、有效促进企业走出去等方面还任重道远，希望商协会能够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吕刚建议，一是要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授权力度，提升改革创新推进效率。二是要完善容错机制，解除“大胆闯、大胆试”的后顾之忧。三是要将各个自贸试验区的错位发展和协同发展有机结合，形成推动国家开放发展的更强合力。(本报记者 王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