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国家运行医保制度长处 谈判所得实惠应增益民众福利

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在完成3天(14日—16日)的日程后已经结束。按照国家医保局于今年9月公布的《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这次医保谈判涉及到癌症、精神疾病、眼病、儿科等药品品种，共751个品种，很多创新药也纳入了此次谈判。

医保谈判，涉及民众切身利益，自然引来万众瞩目。医保谈判结果未出，一些上市的入围药品生产厂家的股价已然上扬，创出新高，这虽是对药厂产品入围医保谈判的正向激励，但又何尝不是压力呢。自从2015年开始举行医保谈判以来，至此次第5次谈判，每次医保谈判都大幅降低了药品价格，由此拉低了医药市场整体价格，为扩大医保覆盖腾挪出扩张空间。从几次医保谈判的结果看，最终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平均降价幅度在40%以上，最高达到70%以上，甚至更多。

在现代国家，国民医疗保障的覆盖率及其保障水平，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然也是国家治理的最紧要问题之一。这其中最难以平衡和解决的问题，就是药品价格问题。药价低，新药开发的动力就不足，医疗保障水平就将阻塞在这个瓶颈之处;药价高，医保不足以支付民众用药，医保水平也同样不足以保障民众用药。问题更在于，由于新药研制涉及越来越高端的科技，不仅周期长，投入费用巨大，而且成功率也有限，因此，一旦新药开发成功，在其必要的专利保护期内，将形成新药的市场垄断局面，进而导致新药定价高企。显然，如果强迫药厂降价，那么药厂将丧失开发研制新药的动力。

在国外，医疗保险公司是限制药厂定价权扩张的最重要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保险公司决定了药品的市场覆盖率。而保险公司对付药厂的杀手锏就是医保目录。如果药品太贵，列入医保目录有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亏损甚至倒闭，那么，保险公司就不会将药品纳入目录。在一些国家，医保投入的(部分)款项来自国家财政，因此，政府也在促使药价向市场均衡价格靠拢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整个国家层面的医保制度的完善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太远的路要走。改变药厂靠“公关”医院乃至科室、大夫来确定药品价格的做法，体制性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国家运行医保制度的长处，把控住药品目录，与药厂谈判，挤出药价水分，压缩虚高空间，使药厂的利润保持在不影响新药开发研制和出品的一定水平上，既不使药厂失去动力，同时也为民众争得福利。在挤水分压价格方面，已进行的5次医保谈判还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