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北宋繁华落幕前夜

《汴京之围》中宋金交战形势图

《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

本书追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的完整历史细节，讲述宋、辽、金三方的和与战，聚焦北宋历史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以及帝国由内而外全局性危局大爆发的前因后果。

事实还原优先于是非评判。这是新闻从业者坚守的原则，也是记者为何不惧远近难易，也要深入事件现场、寻访相关当事人，拨云见日求一真。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新闻记者出身的郭建龙，将职业素养贯穿进历史研究中，这部《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以“现场报道”的文风，带读者步入著名的历史事件“靖康之乱”。他表现出新闻人的克制，叙述善于白描，节奏明快，没有太多铺排和抒情表达，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又转眼即逝，点到为止。

关于靖康之难的历史评判，后人们总是喋喋不休，虽然更多的人只是略有所知。到底事件本身的始末经过如何?可能的真相，埋进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郭建龙在案头摆满了一百多本参考书，以兼顾宋、辽、金三方立场的史料记载为基础，用通俗流畅的叙事笔法，试图复盘靖康之难历史发生的过程。

近年来宋史大热，也让人们心头的雾水越来越浓：一方面宋朝所创造的文明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甚至有人从中看到“现代文明的曙光”;另一方面宋朝又被冠以“积贫积弱”的标签，军事上的无力境遇难逃悲剧王朝底色。

郭建龙以靖康之难前的三年时间为切口，去考察这短短的历史一瞬，寻找背后的历史细节。读者得以发现，靖康年间的乱局更像是一场多方势力角逐的舞台剧，内政、外交、战争如何角力拉扯，多视角的解读让读者对宋朝的认识再进一层。

巩义麦田里的北宋皇陵沉默不语，宋都汴京也埋在了开封城的黄土之下，宋朝司马光专门为皇帝写的《资治通鉴》，未能阻挡宋朝重演历史覆辙。“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老调，每一次重弹都需要有新声，《汴京之围》所探寻的北宋盛衰之变的深层成因，有着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值得一读。

◆对话作者

郭建龙：尽量真实，尽量好看

《汴京之围》开篇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南方太湖发现的一块巨型太湖石，被运往千里之外的北宋首都汴京，安置在艮岳园林，宋徽宗还给石头封官加爵。此时恰好是北宋疆域最大之时，被鼓吹为盛世，孰料三年半之后女真政权利用斩首行动攻陷了汴梁，一切戛然而止——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了三年!而这激发了作者郭建龙去一探究竟。通过和他的对话，我们或可一窥北宋的细节。

记者

一些人习惯用“积贫积弱”来形容宋朝，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声音，盛赞北宋为文明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你怎么看关于宋朝的标签?

郭建龙：和过去不同，我们不再机械地接受一种固定的史观，不再认为古代是纯粹糟糕的状态，其实古代人活得还是有笑容的。回头看宋朝，大家对于宋朝“积贫积弱”的史观也在变化，宋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非常发达，宋代政府是有意地把“手”给缩回来，让社会自我发展，所以现代学者对宋朝的“翻案”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想补充的是，对宋朝财政上的发现，虽然一方面对民间经济促进比较活跃，另一方面又有过多的手段从民间抽血，比如专卖制度很发达，宋朝发的不只有“交子”和“会子”这样的纸币，还有盐钞。宋朝的财政不是很健康，为了社会安定、养官养兵，需求很大，埋下了隐患。

记者

北宋都城汴京的发展得益于运河，出现了“四水贯都”的盛况。运河之于北宋王朝的命运有哪些关系?

郭建龙：汴京的建都就和运河很有关系。其实，运河系统对于王朝非常重要。唐代首都在长安，到武则天时发现仅仅依靠关中平原不够吃，必须通过大运河从江南运粮，安史之乱期间叛军攻打睢阳就是要把运河掐断，还好最后张巡打赢了睢阳保卫战。

到北宋时，之所以政治中心东移，主要也是水运的便捷，民间可以花比较少的利息去供养宫廷。北宋定都开封，也说明宋太祖看中开封的繁华程度，所以整个宋朝更看重物质文明，让大家都有饭吃。

虽然唐代之后经济中心就南移了，也要认识到南方富裕程度高，但军事价值又不大，怎样利用北方枢纽保卫全国，用南方的物质养活全国，是统治者所考虑的。即使到了明清，也是在北方建立战略点，通过运河便捷的交通沟通南方。

记者

书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靖康之变对宋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痛史，但南宋人又乐于在通俗小说里编排、消费徽钦二帝及其家人。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郭建龙：中国民间有吐槽王室的传统，宋朝传承了这个传统。之所以民间能够消费，和宋代统治者宽容有关系，宋代的统治网络没有严密到明清那样，宋太祖制定的规则对民间干扰是比较少的，到了南宋时，皇帝是想管管不了，因为行政效率不高，老百姓空间很大。

比如，宋代印刷出版业很发达，皇帝在北宋就想了很多手段想控制，但就是做不到，下命令没人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当时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书，越南朝鲜等想通过宋朝求书，但皇帝下命令不给他们，结果他们就从民间书市拿书。应该说，商业发达瓦解了行政管控，这也是宋代之所以发达的原因。

记者

你的文笔很克制，没有借着所掌握的历史材料过多地发挥自己的见解。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在众多参考史料中，是否也注意去伪存真?

郭建龙：原则就两个，一是尽量保持真实性，二是尽量好看一点。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那就尽量让每一句话有依据。纯写态度的书太多了，我希望落实更多史料依据，让读者读了之后有更多看法，不要代替读者去思考。

史料辨别方面，主要是针对宋人笔记。唐代的笔记非常发散，有许多幻想型的鬼神因果报应，但宋人的笔记一大半是关注历史的各个方面，这对历史研究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过程中也有不少互校工作，基本的处理方式是：有多重来源的，选择可靠度高的，如果是孤证，会在行文中写明“可能”等字眼，或者尽量少用，甚至不写。

记者

你到过开封吗?和你认识的北宋汴京相比，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郭建龙：去过，对开封印象最深的是夜市，市中心闹市区为夜市提供一片地方，说明开封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可能不如郑州高大上，但住着很舒服。我觉得开封的发展要突出这种珍贵的民间气息，和郑州的发展保持一个错位。到了开封也能从地理上有更多感受，这是建在一马平川之上的城市，正是交通的枢纽，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同时也是非常难防守的地方，就像中原的命运一样，优越的地理位置既是其繁荣的原因，也使得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饱受灾难，有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