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号病人”不能解开疑惑，病毒不会无中生有

1980年秋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免疫学家，医生迈克尔·戈特利布注意到，他的5个病人得了同一种怪病。这是一种真菌肺炎，由本来无害的“卡氏肺孢子虫”引起。病人嘴里黏黏糊糊，因为口腔念珠菌过度繁殖。

5位病人的T淋巴细胞数目极低，而且都是同性恋者。

1981年6月5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刊发了短文《肺孢子虫性肺炎，洛杉矶》。戈特利布报告：这种病凶多吉少，病因不明。

杀死全球4000万人的恶灵，艾滋病，首次现身;而它的源头，20多年后还笼罩在迷雾之中。而舆论早先赋予感染者的污名，尚未被洗净。

零号病人是他吗?

一个月后，《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又登了纽约的报告：同性恋男性人群中发现罕见的卡波氏肉瘤以及卡氏肺炎，8人死亡。同时，迈阿密报告了20位海地移民的卡氏肺炎、口腔念珠菌病和卡波氏肉瘤，10人死亡。

医学界认为出现了一种新病，是免疫缺陷，而且和同性恋有关(尽管海地移民自称异性恋，但被医生怀疑撒谎)。1982年9月，《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叫它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调查了全国40名患病的同性恋者，画了一张关系图。图的中心是一个圆圈，和其他8个圆圈交集;圆圈上写着“0”，他串起了整个关系网。这就是后来被写进无数畅销书的“零号病人”：盖坦·杜加斯。

杜加斯是一位英俊的放荡不羁的加拿大空服，飞行穿梭北美各大城市。他自己估计可能有2500个伴侣。杜加斯因艾滋病死于1984年3月，CDC调查报告正好问世。公众一时相信找到了“零号病人”。调查报告认为病原体传染途径类似乙肝病毒。

1983年5月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两个独立团队找到的艾滋病病毒。一年后又有独立报告。3个来源得以统一，1986年定名HIV。

但“零号病人”不能解开疑惑，病毒不会无中生有。与杜加斯无关的海地病人，又如何解释?

没多久就发现，杜加斯并不是零号病人。1977年死亡的格蕾特·拉斯克，是一位在扎伊尔工作过的丹麦外科医生，也死于艾滋病症状。1986年她的血样中检测到了HIV-1。也就是说：杜加斯、海地移民、丹麦大夫，都不是源头，只是中间链条。

污名化挡不住蔓延

今天，艾滋病已不是绝症，也在很多国家“脱敏”。但刚出现时，艾滋病犹如恐怖片主角，吓坏了公众。患者被大肆污名化。

媒体词汇的感情色彩强烈——“新瘟疫”“超级癌”“恶魔”。美国社会谈艾色变。

HIV感染蔓延社会各群体，但媒体起初报道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还用“同性恋癌”一词。

生命最后岁月里，杜加斯日渐消沉，但私生活愈发放纵，似乎是为了报复。在旧金山的公共浴室，他经常打亮灯，露出病变位置，告诉刚发生关系的陌生人：“我得了同性恋癌，要死了，你也快了。”

许多人声称“艾滋病是对性解放运动的惩罚”。借着歧视艾滋病人，许多人公然仇恨同性恋和性解放运动。抗艾宣传强调应对伴侣忠诚，变相给HIV感染者打上滥交的标签。把某个群体与病毒紧密联系是不公正的，一是缺乏尊重，二是扭曲了对病毒的认知。

1980年代末，苏珊·桑塔格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批判社会妖魔化艾滋病人。苏姗·桑塔格说，疾病象征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疾病最令人恐惧的，不是丧失生命，而是丧失人格。”

很多患者不仅怕艾滋病，更怕歧视的目光。歧视让人害怕检测，使艾滋病的调查很难。一些已检测阳性的携带者，也尽量不去治疗。

1990年代有美国学者研究说，艾滋病歧视让HIV感染者羞愧和内疚，拒绝治疗，从而造成了更广泛的感染。

一次次瘟疫的启示是：社会很容易因为灾难而陷入非理性，民众需要对灾难的简单解释。同性恋者在1980年代成了替罪羊。瘟疫是天灾，歧视是人祸。

病毒溯源是理性又艰难的过程，歧视和推卸责任毫无意义。

确定了起源地和起源物种

1980年夏天，一位兽医学者菲丽丝·卡吉发现，有些圈养的亚洲猕猴死于神秘的免疫紊乱疾病。1985年证明：猴子身上有HIV的亲戚，定名为SIV(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随后在非洲绿猴身上找到了SIV。这是一种分布广泛，包括好几个大类的草原猴。野外和各个研究中心的非洲绿猴大概一半都携带SIV，但不发病，这表明病毒与非洲绿猴和平共处或许几百万年了。

由于卡吉从塞内加尔一位性工作者的血样中，找到了介于HIV和SIV之间的病毒，可以确定人感染的HIV类病毒不止一种。

随后卡吉等人又找到一种HIV病毒，但与美国版本不同——HIV-1是全球瞩目的大瘟疫，HIV-2只是西非一种相对不太凶恶的地方病。HIV-2的来源很快搞清，来自非洲烟熏白眉猴。

HIV-1分为3个家族，而HIV-2分为9个家族。12个家族迥异，意味着，独立的兽传人事件，至少发生过12次。

人们尤其关心HIV-1是怎么来的。1980年代后期，马丽娜·皮特斯团队发现几只黑猩猩也携带SIV病毒，与HIV-1更相近。暗示黑猩猩或许是来源。

1998年，从1959年的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保存的人体组织中，找到了HIV-1。不久后发现：在1960年同一城市的另一份人体样本中也发现了HIV-1。两份样本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1908年左右。

科学家奔赴热带雨林里找源头。2000年，科学家先是从坦桑尼亚的黑猩猩身上找到SIV抗体。随后，在喀麦隆东南部的猩猩身上，发现了最为接近HIV-1的病毒。

一只编号LB7的猩猩身上的病毒，与HIV-1如此相像，以至于当电脑显示结果时，科学家们感到震惊和欣喜：“这些结果不是编出来的，太过美好了!”

2006年7月，《科学》发表了这一结论：HIV-1的疫源地是喀麦隆东南部的雨林。

尚未结束的溯源，尚未结束的歧视

1980年以来，陆续发现早期疑似病例，真假不一。如1959年死去的一个英国人，症状很像艾滋病;他的组织于1990年检测到HIV-1。但几年后复查认为是样本污染。

1990年代一本畅销书，说1957年—1960年，刚果的小儿麻痹症疫苗可能是瘟疫的源头，因为疫苗培育使用了黑猩猩的肾脏。但这个观点也被科学否定了。

即使证据看似充分，病毒溯源仍然容易出错。

以下一种艾滋病起源的理论可能最接近事实：

SIV长久存在于猿猴体内。几百年前，某只捕食猴子的黑猩猩身上，混合了红冠白尾猴的SIV和大白鼻红尾猴的SIV——两种远亲重排出一种新病毒，比黑猩猩早已适应的SIV更致命，这就是HIV-1的前身。

一百几十年前，刚果河上游雨林里，猎人杀死了一只黑猩猩，他的伤口碰到了猩猩的血液。病毒由此传给人。通过船运贸易，病毒传到了刚果河下游，在新兴城市利奥波德维尔扩散，并传播到非洲各地。1920年代刚果推广注射医疗;欠缺消毒的针头或许加剧了传染。

HIV-1不断分化。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到刚果的几千名海地工作人员，可能带回了病毒到海地。

从海地的几百个血样中检测的病毒推算，1966年前后某个HIV携带者迅速传播了病毒，很可能是通过当地发达的卖血产业。病毒随着血液制品蔓延全球。

有研究暗示，1966年就有一位美国少年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还有证据表明，最晚在1969年，艾滋病毒通过海地血液制品感染了美国人。迈克尔·戈特利布发现艾滋病前，它已在美国悄悄流行了十几年。

艾滋病的背后是全球化交流的无可避免的风险。瘟神不分种族，没有国界，没有哪个群体可以豁免。歧视无助于战胜瘟疫，只会伤害病人。

据联合国2018年统计，已有2960万—4080万人死于艾滋病，有379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指出，直到今天，对患者的羞辱和歧视仍存在于世界的很多地方。